“审计风暴”透明之后是反腐

 新闻资讯     |    2024-01-18 来源:新闻资讯

  6月23日,国家审计总署开出的审计清单则再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在内的许多人第一感觉是“触目惊心”。上一次的“震荡”发生在一年前的6月份。而事实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审计报告的制度,从1999年开始,迄今已经5年整。只不过以往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都没有这两年好。审计开始步入公众视野,是在2003年6月25日。李金华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交了2002年度中央财政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报告中,一大批中央部委被公开曝光,被点名批评的有财政部、原国家计委、教育部、民政部、水利部、交通部等,其中,财政部被点名多次。报告在用词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含糊和温和,而代之以“疏于管理,问题严重”等严厉的字眼。当天,报告在审计署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舆论称之为一场“审计风暴”。

  同年,审计署还紧锣密鼓地推出了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在审计报告公开的基础上,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重点项目的审计结果都向社会发布公告。审计署负责的人介绍说,2002年,朱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审计署审计长,客人当时谈到了美国实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情况,朱总理说中国也应该推行这样一个制度。总体上,审计报告日益透明,审计报告越来越实,越来越敢于直面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显示的不是某个部门的单兵突进和孤军深入,而是政治文明、政治民主和依法行政要求的必然结果。它显示的是民众的知情权越来越得到保障,而且通过广泛的“关注”和舆论监督来参与实际的政治生活。人们不仅要求审计结果公开,而且迫切要求对其中的违法乱纪现象公开处理。显然,这样的“民众压力”正是政治清流所迫切地需要的“民间反腐动力”。只要不公开,违法乱纪的单位和领导就可以避开公共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其中不少人还可以因此而逃避惩罚。而连续几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的针对性、深刻性和透明度不断加大,是党中央国务院全力发展政治文明、坚决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探索。体现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决心和严格规范行政行为的态度。审计报告只是反腐败的一份“线索清单”,能确定,审计报告之后,必然是按图索骥“问责”行动的开始。可资佐证的是:统计显示,近两年来,仅国家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就向各级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移送各类经济犯罪案件70多起,涉案金额40多亿元,涉案人员150多人,这中间还包括副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6人。而总理2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贯彻落实前不久发布的《全方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时指出,对国家审计署在审计中央财政预算和其他收支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坚决纠正,对违法违纪人员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今年的审计报告之所以再度引起轰动,原因主要在于今年的报告几乎涉及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它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用于建设职工居住小区、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等。甚至有消息说审计对象包括了以往没有涉及的中央国家机关,包括中宣部、中组部等。

  为何今年审计力度这么大?有的人觉得,一是民众的期望值在增高,如果应付一下,遮遮掩掩,民众不会答应;二是各级审计部门都花了大力气,亦可谓历尽艰辛和磨难。但是,人们在分析这两年报告透明的时候,不能忘了它跟新一届政府的走马上任几乎同步。虽然各地方各层级都有相应的审计部门,但是今天的审计工作,跟的反腐败异曲同工:垂直监督的力度很大,但是平行监督的力度基本上没有。绝大多数地方审计机构只是在国家审计总署的直接调派下,才被动地参与一些异地审计工作。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审计署作为国务院的组成机构,直接对总理负责。建国后,我国长达34年没有设立审计机关,直到1983年才设立。在老百姓眼里,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查账”。所有的公共资金和公共资产(国有资产),均在其审查之列。直属总理领导,独立行使监督权,这两条是这个年轻部门的“尚方宝剑”。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比喻说,“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他说,要通过审计维护国家财产的安全和有效,告诉老百姓钱是怎样花的。但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跟国家领导人个人的行事作风关系紧密。具体地说,审计的力度有多大,透明度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理。而且,从横向看,审计的权限问题,往往无法超越总理的权限;从纵向看,现有的审计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呈垂直、线状结构,以少数人对多数人,难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人力所限而挂一漏万。

  比较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是使审计、纪检等工作呈网状结构,平行面对。不但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能解决人手问题和时效问题;不仅寄望于个人的领导魄力,而且寄望于更为常规的制度设计,同时解决“权力不足”问题;不仅可以实现事后审计,还能够实现事中审计,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在事态恶化前及时纠正错失。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当前,将审计局归属人大直管无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把对公共财政的审计监督作为人大(议会)监督政府的强有力甚至最重要手段。这样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可以共享之。以往我们对于公共财政的监督,一般仅仅局限于两会期间,时间短,任务重,监督工作很难做到细化、量化、强化,甚至根本没办法做到专业化。结果,公共财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随意走样。最典型的例子是各地义务教育投资执行不力,导致年年欠账,而且在欠账的基础上执行不公,大量经费被拿去支持“重点校”——这些,如果只看义务教育的总投入是根本看不出来的;还有就是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方政府大肆举措,官员得政绩,百姓遭受祸殃,都是公共财政监督不力的结果;有些地方增加预算,市长就可以决定,甚至财政局预算科科长一人就可以拍板。

  社会呼唤“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真正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呼唤强有力的专业化审计监督。鉴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专业性,有必要考虑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修改《预算法》,管住预算外资金,加强预算审查机制——不仅要计划和结果审查,而且要过程审查。同时,应思考将审计局划归人大,便于日常监督;再则,诚如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所提的,全国应推行“阳光财政”,财政预算及救灾款等各种临时性公共财政要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有关非涉密性预决算经人大会议通过后必须详细向社会公布,接受纳税人的查询和监督。